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，有些人，总是奋力前行，却时时不忘回顾来路，望望出发的方向。 70岁的柳传志就是这样。联想的复盘文化与柳传志这种心态紧密相关。
4月20日，在广西南宁举行的“领袖夜话”活动上，柳传志与王石对话。柳传志总结自己的关键时刻时，分别列举了过去的1976年，1994年与未来的2015年。
1976年不是柳传志一个人的记忆，而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：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情，三位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去世、唐山大震、四五事件等，但柳传志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四人帮倒台，因为这一件事使中华民族“绝境逢生”。
没有这一事件，就不会有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就不会有后来的拨乱反正，更不会有改革开放。一个新时代开始了，四人帮倒台是后来一系列变化的前提。联想是大时代的产物，没有一个国家的绝处逢生，就没有柳传志个人的绝处逢生。
也没有联想。联想某种意义上就是“一个人、一个公司、一个国家”的故事。
当时对于柳传志来说，是长期精神压抑，极度痛苦之后获得拯救的欣喜若狂。
第二个关键年份是1994年。那一年，联想要过两个坎，因为批文制度的取消，关税保护门槛消失，第一个坎是洋电脑全线进入中国，国产PC老大长城电脑0520一夜间灰飞烟灭，长城深圳变成了IBM的工厂，联想也在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完成预定目标。
2014年1月23日联想集团宣布收购IBM X86服务器业务，其中包括位于深圳的代工厂，这一代工厂正是长城电脑与IBM的合资公司，为IBM生产服务器产品。
第二个坎是历史上有名的柳倪之争：柳传志与倪光南的路线之争。这一分歧后来被这样总结，柳传志的路线是贸工技，贸易优先，倪光南的路线是技工贸，技术优先。路线之争后来升级为意气之争，有人开始匿名检举揭发柳传志，向中科院，向国务院，理由很吓人：柳传志在与香港公司的合作中涉嫌侵吞国有资产。
这些事情一经坐实，柳传志下半生将在监狱里渡过。事后很多年，柳传志都表示对倪光南不可理解：平时那么温和儒雅的一个人，怎么就到了那样决绝凶狠的地步，并且是对自己昔日的朋友与战友。
其实就在1994年前后，联想还跨越了第三个坎：联想创立之初，是从中科院借了 20万元成立的，算是中科院的全资公司；后来公司做大了，创业者却对公司只有管理权，没有所有权。产权这个要命的问题摆在了柳传志的面前。
柳传志找到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，也找了中科院计算所的领导反映：但这个问题不是中科院管得了的，所有权属于国有资产管理局。周光召给柳传志想了个辙：把公司每年利润的35%留下来，65%上交给中科院。新的问题产生了：35%的利润也不能直接分给员工，如果私下分了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，谁负责？这笔钱就存下来了，到1998年，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，柳传志用这笔钱买了联想的股票，这些股票由联想员工们持有。
用发展解决问题。柳传志用了数年的时间，解决了产权这一复杂的命题。
就在1994年，联想在香港上市。对创业者来说，公司上市是件大事情，但在柳传志看来，香港上市不算大事，联想发展历史上经历过很多事，特别是1994年。
在外界看来， 2000年也算是联想的关键时刻，这一年联想分拆为联想集团与神州数码，柳传志把联想大旗交给了杨元庆与郭为这两个年轻人，自己则从风险投资开始，打造了一个包括房地产，股权投资，新农业在内的新的联想控股。
2004年也算是一个关键时刻，这一年，联想集团收购了IBM PC业务，这被视为中国IT产业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。事隔 10年，联想集团通过整合IBM PC业务成为全球 PC之王，联想集团成功地从一家中国公司转型为一家世界型公司。
回望来路，柳传志却认为，对于自己而言， 1976年的绝处逢生，1994年的峰回路转才是自己人生中的重要时刻。没有 1976年，就没有联想成功的外部环境；没有 1994年，联想就不可能成为超越中关村的创业公司的一种历史存在。
与柳传志同期创业的公司大多不存了，即使历史上曾经风光无限的两通两海都已成历史，他们从未走出中关村，更未能走向世界。
未来哪一个年份很重要？柳传志写了一个很近的年份，即2015年。这一年联想控股将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联想控股上市。柳传志希望等联想控股成功上市，运作平稳之后，然后逐步淡出企业界，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。
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，柳传志此前至少两次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过这句话：一次是 2004年，一次是2012 年。这两次都有一个背景：将董事长交由杨元庆担任。
次强调在商言商的柳传志说了很多商业以外的东西。在这三个关键时刻， 1976年，政治大环境与柳传志的个人命运紧密相关； 1994年、2015与1976年不同，柳传志的个人命运及事业与政治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强关系，而是弱关系。
某种意义上说，个人命运与政治高度相关其实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是商业的悲剧。商业与政治高度融合，结果必然是政治压倒商业，商业活动的空间被政治极度压缩。另忘记了，政治后面是强大的国家机器，商业只能影响，不能把控。
改革开放对于柳传志而言最大的幸运的是政治与商业逐渐分离，这个国家给商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：在政治之外专注于商业，而不是与政治同谋或斗争。
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，有些人，总是奋力前行，却时时不忘回顾来路，望望出发的方向。 70岁的柳传志就是这样。联想的复盘文化与柳传志这种心态紧密相关。
4月20日，在广西南宁举行的“领袖夜话”活动上，柳传志与王石对话。柳传志总结自己的关键时刻时，分别列举了过去的1976年，1994年与未来的2015年。
1976年不是柳传志一个人的记忆，而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：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情，三位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去世、唐山大震、四五事件等，但柳传志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四人帮倒台，因为这一件事使中华民族“绝境逢生”。
没有这一事件，就不会有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就不会有后来的拨乱反正，更不会有改革开放。一个新时代开始了，四人帮倒台是后来一系列变化的前提。联想是大时代的产物，没有一个国家的绝处逢生，就没有柳传志个人的绝处逢生。
也没有联想。联想某种意义上就是“一个人、一个公司、一个国家”的故事。
当时对于柳传志来说，是长期精神压抑，极度痛苦之后获得拯救的欣喜若狂。
第二个关键年份是1994年。那一年，联想要过两个坎，因为批文制度的取消，关税保护门槛消失，第一个坎是洋电脑全线进入中国，国产PC老大长城电脑0520一夜间灰飞烟灭，长城深圳变成了IBM的工厂，联想也在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完成预定目标。
2014年1月23日联想集团宣布收购IBM X86服务器业务，其中包括位于深圳的代工厂，这一代工厂正是长城电脑与IBM的合资公司，为IBM生产服务器产品。
第二个坎是历史上有名的柳倪之争：柳传志与倪光南的路线之争。这一分歧后来被这样总结，柳传志的路线是贸工技，贸易优先，倪光南的路线是技工贸，技术优先。路线之争后来升级为意气之争，有人开始匿名检举揭发柳传志，向中科院，向国务院，理由很吓人：柳传志在与香港公司的合作中涉嫌侵吞国有资产。
这些事情一经坐实，柳传志下半生将在监狱里渡过。事后很多年，柳传志都表示对倪光南不可理解：平时那么温和儒雅的一个人，怎么就到了那样决绝凶狠的地步，并且是对自己昔日的朋友与战友。
其实就在1994年前后，联想还跨越了第三个坎：联想创立之初，是从中科院借了 20万元成立的，算是中科院的全资公司；后来公司做大了，创业者却对公司只有管理权，没有所有权。产权这个要命的问题摆在了柳传志的面前。
柳传志找到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，也找了中科院计算所的领导反映：但这个问题不是中科院管得了的，所有权属于国有资产管理局。周光召给柳传志想了个辙：把公司每年利润的35%留下来，65%上交给中科院。新的问题产生了：35%的利润也不能直接分给员工，如果私下分了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，谁负责？这笔钱就存下来了，到1998年，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，柳传志用这笔钱买了联想的股票，这些股票由联想员工们持有。
用发展解决问题。柳传志用了数年的时间，解决了产权这一复杂的命题。
就在1994年，联想在香港上市。对创业者来说，公司上市是件大事情，但在柳传志看来，香港上市不算大事，联想发展历史上经历过很多事，特别是1994年。
在外界看来， 2000年也算是联想的关键时刻，这一年联想分拆为联想集团与神州数码，柳传志把联想大旗交给了杨元庆与郭为这两个年轻人，自己则从风险投资开始，打造了一个包括房地产，股权投资，新农业在内的新的联想控股。
2004年也算是一个关键时刻，这一年，联想集团收购了IBM PC业务，这被视为中国IT产业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。事隔 10年，联想集团通过整合IBM PC业务成为全球 PC之王，联想集团成功地从一家中国公司转型为一家世界型公司。
回望来路，柳传志却认为，对于自己而言， 1976年的绝处逢生，1994年的峰回路转才是自己人生中的重要时刻。没有 1976年，就没有联想成功的外部环境；没有 1994年，联想就不可能成为超越中关村的创业公司的一种历史存在。
与柳传志同期创业的公司大多不存了，即使历史上曾经风光无限的两通两海都已成历史，他们从未走出中关村，更未能走向世界。
未来哪一个年份很重要？柳传志写了一个很近的年份，即2015年。这一年联想控股将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联想控股上市。柳传志希望等联想控股成功上市，运作平稳之后，然后逐步淡出企业界，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。
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，柳传志此前至少两次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过这句话：一次是 2004年，一次是2012 年。这两次都有一个背景：将董事长交由杨元庆担任。
次强调在商言商的柳传志说了很多商业以外的东西。在这三个关键时刻， 1976年，政治大环境与柳传志的个人命运紧密相关； 1994年、2015与1976年不同，柳传志的个人命运及事业与政治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强关系，而是弱关系。
某种意义上说，个人命运与政治高度相关其实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是商业的悲剧。商业与政治高度融合，结果必然是政治压倒商业，商业活动的空间被政治极度压缩。另忘记了，政治后面是强大的国家机器，商业只能影响，不能把控。
改革开放对于柳传志而言最大的幸运的是政治与商业逐渐分离，这个国家给商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：在政治之外专注于商业，而不是与政治同谋或斗争。